汪道涵与我促膝谈心

于光远            

我和汪道涵相识的时间不算早，但是也有二十年了。在1983年党举行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家经济委员会下面建立了四个小组：一是由我担任组长的“理论方法组”，二是由张劲夫担任组长“体制组”，三是由薛暮桥担任组长的“结构组”，还有一个就是由汪道涵担任组长的“引进组”。在这四个小组并存。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四个经济学家常常一起研究改革开放问题。

没多久，在以赵紫阳为主任的“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建立之后，“国家经济委员会”下面的四个小组中，除了理论方法组单独存在，加入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之外，其余三个组的工作就合并到经济改革委员会里去了。也可以说这三个组事实上不存在了。

引进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汪道涵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我因为与汪道涵熟，我到上海就常常和汪道涵讨论问题。有一次我去上海，上海市正在开讨论上海发展战略的会议。汪道涵邀请我参加预备性质的一个小会，要我发表一些战略性的见解。 在会议室的一张长条桌的中央 ，我和他面对面地坐着，我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逐鹿者不顾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大上海不要打小算盘。”前面两句，是我从《淮南子》里引下来的。译成口语，前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在你打猎时一箭射中了一头鹿，可是它没有倒下，正在逃跑，你当然要追逐。这时候，旁边跑出一只兔子，你决不要注意它。不要因小失大，要专注，不要分心”。后一句话就是把这个道理用在做生意上面。还是译成口语：“你是一个做一千两黄金大生意的人，一定不要去争一铢一两铜钱的价钱。”在我递给汪道涵的纸条上最后写的就是“大上海不要打小算盘”。我是上海人，不怕说上海人的坏话。

汪道涵年长我将近两个月，我们二人都是1915年生的。他的生日在５月，我的生日在７月。我每到上海，只要可能总要去看看他。那些日子我经常住在衡山宾馆，离他寓所很近。2001年12月，有一天他来找我，这时候乔宽元和诸华敏正好来拜望我，我想起了好朋友亲近谈话，叫做“促膝谈心”这句成语，我就真的在同他谈话的时候，两个人的膝盖碰膝盖照了相。那次照的相片，最近诸华敏寄给了我。

华敏同志：新春好！

收到来信和照片后。我就写了千字文，现把稿子寄给你。我想殡葬文化是一定会用的。我希望编辑部加几句按语，说明我已经在汪老的追悼会对汪老表示哀悼。这篇短文只是写我与他的友情。你们看上海的报刊有没有愿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如果愿意我当然感谢！

于光远

2006-1-13

华敏同志：我写了这篇文章和给你的一封信，查了一下，没有发出。现在早已过了哀悼的时间，因此，那篇文章就不能够照原样发了，现在我改变主意，把这篇文章发到我的“于光远网站”上，你看怎么样。给我一封回信。

                                                   于光远

20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