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我到了董家佛堂――53年前我工作过的村庄

  1948年春，我在山东勃海解放区的阳信的一个村庄――董家佛堂工作过一个时期，具体有多长时间记不得了，总之是不长。算起来大约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

去这个村庄的原委是，1947年，我参加了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会后，党中央工委要我们继续下到基层去观察研究贯彻会议精神中的问题。于是我作为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一个成员，在河北安国参加冀中十地区土地会议之后，到饶阳一个村庄搞了一个短时间的土改。此后，到了山东渤海解放区。〖注〗

在渤海期间，当地的同志向我们工作团汇报，我们听到一个有关董家佛堂的情况，说那里发生了一起事件：不久前的一天，来自附近村庄的几千人忽然聚集在董家佛堂来取据说能治百病，还能给人带来幸运的“圣水”棗一种迷信活动。当时这个地区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不久，渤海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派出了清匪反霸的工作组，为的是通过“清匪反霸”运动，建立真正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农村基层政权。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迷信活动。组织这个活动总有一个过程。要这么多的人参加，也不会很保密。可是住在各村庄――包括董家佛堂的工作组的人，对此竟一无所知。这一点，同1999年5月法轮功的信徒从各地聚集到北京来、到中南海西门外静坐示威的情况完全相似。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很严重的。我又听说董家佛堂的这个事件还没有处理。于是我自告奋勇，向工作团的领导提出前往董家佛堂，调查研究，处理这件事。这样，我就到了阳信董家佛堂这个大村庄。

我在董家佛堂工作已经是53年以前的事情了。建国以后，阳信县的同志，知道我曾经在惠民、阳信一带工作过。阳信县党史办的边玉庆同志，在对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渤海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向我本人调查，我为他们提供过材料。这些年来，我也老想旧地重游，到董家佛堂看看。今年6月我有机会去山东，经过联系，在2001年6月21日那一天，我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渤海的建制早就不在了，惠民、阳信都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的管辖范围。6月20日我先到惠民，那天晚上滨州市派了个女副市长祁维华到惠民，由她接我到滨州和滨州市的王宗廉书记等见面。

53年前，我在这个村庄工作时，曾经画过一张全村各户住宅位置的示意图。这张图我还保存着。现在我坐着汽车进村，一眼就看出整个村庄的格局和当年相比完全变了样。可惜当年我画的那张图至今仍压在箱底，没有拿出来，情况不能说得更准确。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全村占的土地比较小，各户大门是朝不同的方向开的。而现在的房子是军营式的。听说那时没有红色的屋顶。现在红屋顶的房子很普遍。我们的几辆汽车开进那个村庄的主要街道时，我看到街道上挂着一条欢迎我到这个村的横幅。那天没有带轮椅，原先还感到有些遗憾，可是事实上用不着，因为有一点小雨，而且村庄已经大变样，也就是说无旧可怀，即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坐着轮椅去看。

车子停在一座经过他们考证、是在当初我的房东家地基上新盖的一所民房门口。我的那个房东早已去世了。他的后代把他的照片送给了我。那不是53年前拍的。就是是那时候拍的，我大概也认不出来了。

我进去的那一间房的面积大概有5m×4m，估计是布置过的，似乎是一间会客室。宽的一面是玻璃窗，朝着窗子摆了一大一小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似乎还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小板凳。我不想让一面玻璃窗把我们同村民们分开，就示意请外面的老人进来。外面的老人进来后，我同那些老头老太婆一个一个地照相，市和县的领导只得站在一旁。我在那时向这些老人问这问那，市县领导也就只是听着。这也许同今天的惯例不一样。我想平常不会有让领导站着，老百姓坐着的道理。那天没有办法，只好委屈领导一会儿了。房间就那么小，座位就只有几个。甚至有的老头同我合影，只能坐在小板凳上。

我问老人们的年龄，问他们记得不记得五十三年前村里的事情。1948年，当时三十岁的人，现在是83岁。现在73岁的人，当时是二十岁。今天来的人，年龄最大的就是83岁。农村里讲虚岁，按他们的说法是84岁。如果按虚岁我应该是87岁了。

他们对我提的问题回答不出什么东西，有的说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干什麽的，以为我是搞“地下工作”的。1948年这个村庄已经解放近一年了，但是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够大，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1948年我到这个村庄后，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最后找到一个本村组织这次迷信活动的组织者，要他写了一个悔过书。他在这悔过书上打了自己的手印。这个悔过书当时就贴在我在阳信土改的笔记上，我也一直保存着，可以从箱子里找出来。这个写悔过书的家伙今天没有来，如果来了一定记得。我想他准死了。

那个写悔过书的人，我记得姓“慈”，第二个字是排行似乎是“振”字，姓慈的排行我记得还有的是“玉”字。6月21日在座的就有一个叫“慈振…”的。在董家佛堂，姓慈、姓董的人最多。1948年，当时姓慈的多一些。那天他们告诉我，现在姓董的又多一些了。

1948年董家佛堂的政治状况，当地我们的党组织看得的确是相当严峻的。因此发给我一支小口径手枪防身。我一生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备枪。不过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把枪，连为了练习而打靶子这样的事也没有做过。建国后过了几年感到没有用处，交公了。

在6月21那天，有一个66岁的老太太说，当年我同她一起纺过线，现在66岁的人当时的年龄当时应该是十二、三岁。这件事我记不得了，但是符合我的性格。我在延安纺过线，在董家佛堂见到当时这个大姑娘在家里纺线，我一定会手痒，想露一手。

董家佛堂是个大村庄，1948年的时候就有百来户，四百来人。现在有一百八十来户，六百多人。它是阳信河流镇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它离惠民的何坊――1948年华东局就曾经驻在此地――很近。从董家佛堂去济南没有走从滨州去阳信的路。滨州和阳信的同志将我们送上大道，我就同他们告别。这时候是6月21日将近中午。从前一天中午快13时到惠民宾馆，再到这时候不到24小时。

注：1947年3月我参加了一个由康生为团长的土改工作团，离开延安。先是到了晋绥解放区，搞了一期土改，然后前往冀西的建平。建平原来是河北平山县的一部分，平山县比较大，那时就从这个县里分出一个建平县。以刘少奇这首的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就建立在建平的西柏坡村。我到建平后就在西柏坡附近的一个村庄贾峪搞土改试点。后来，中央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我就参加了这个会议的工作。会后刘少奇要我们这个工作团继续下去了解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土改工作贯彻中的问题。于是我就到了冀中。康生这个时候先去了一下阜平，直接去的渤海。我在河北安国参加了冀中十分区土地会议，并且到饶阳阳的一个村庄搞了土改，去冀中的团员就前去渤海解放区，和工作团的其他同志会合，当我们到达渤海解放区的时候，康生已经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