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

在我的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因为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是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则它就会湮没，如果那样，我就觉得很可惜。

于是第一步我就设法了解曹大澄是哪个报纸的通讯员，此人当时在何处工作，今天是否健在？我先寄给在上海工作的一个朋友，请他帮助我在上海打听一下。他没有打听到。后来有一次我遇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他说他知道有关这篇文章的一些情况，说这个“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很可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余党末日》印成稿本，发给有关同志时加上去的。同时他又说，由于时间隔得太长，这一点他也记不准了。至于曹大澄当时在何处工作，他完全说不上来。

       对曹大澄的这篇文章能否找到某个刊物发表，我颇费斟酌。文章是用小说体裁写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我试投寄给《 广州文艺》。他们研究了一阵子，退回了给我。对他们退稿，我毫无意见。如果我是《广州文艺》编辑部，我想自己也会这样处理。

我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一个特点：一件事即使同我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对它动了心思，总想把这件事情做到底。由于当时没有能做成，我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当时没有进行这个工作的条件，也许将来会有什么机会有这种条件。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条件。上月底有人告诉我《百年潮》2002年7月号发表一篇访问袁宝华同志的文章。文章中袁宝华说了一段有关当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事：

“‘四人帮’抓起来的消息，是谷牧同志给我讲的。他说：‘四人帮’抓起来了，现在还不向外宣布，首先要处理上海的问题。当时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等到上海去工作，让苏振华主持上海的工作。一方面他是政治局委员，另一方面他是海军司令。上海是东海舰队所在地。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的破坏，谷牧和我商量派徐良图等同志去上海，接管上海的经济领导工作。后来曹大澄同志把这一段工作记录下来，写了个《余党末日》，写得还是比较具体、比较生动。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上海出事，“四人帮”在上海经营了十年之久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曹大澄和他的《余党末日》的消息。

       几天前，也就是2002年8月12日，我去北京医院门诊，遇见袁宝华。我说“你的谈话我看到了。我手边正好有你提到的曹大澄的《余党末日》。可是你没有讲清楚这个曹大澄当时是干什么的？”袁宝华说：“曹大澄当时是铁道部的干部，是当时的交通部副部长王西平带去的。”

       这样，关于曹大澄和曹大澄的《余党末日》，就有了比较可靠的着落。问题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刊物，愿意刊载这篇“小说”。我想到了海口的《天涯》。这个刊物综合性强，有一个朋友提议可以建议某个历史类的刊物发表。他的这个提议我听进去了。因为这篇文章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是稍差一点。可是比一般的叙事文可读性还是强些。问题是太长了，这就要看编辑部愿意分几期发表了。

       事情进展到这个程度，我又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可以先在我个人网站上（网址： www. Yu Guang－yuan. net. ）发表曹大澄的《余党末日》。这样至少可以使这篇文章，不至于湮没。也许会有人注意到它，有人想利用它。只要在我的网上一找、一查就可以找到了。不过如果哪一个刊物编辑部想发表这篇文章，我希望同志事先告诉我一下，我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

我希望能够了解到曹大澄或者他的家属现在的情况。如果报刊要付给这篇文章的稿费，可不可以寄给他或者他的家属。

       我不反对我这篇《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在某个报纸和刊物上发表。

                                     2002年8月16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