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待送博物馆的毛衣

我保存着一件五十二三年前织成的毛衣。

今天参加一个研究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的座谈会，想起了它，觉得应该把它送去博物馆，可是不知道有哪个博物馆会看重它。我珍藏了这么久，不愿意随便便地交到不看重它的地方，可是一直保存在我这里，也不是办法。

这件毛衣一看就知道它的不寻常。平常的毛衣都是用染了色的毛线织成的，它却是羊毛的本色。平常的毛衣，即使是最粗糙的，也不会像它那样既不平整又不柔软。我知道这至少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用来纺织它的毛线本身粗细就很不匀；同时制成毛线所用的是不适合纺织而且又粗又硬的山羊毛。至于只要望一眼就可以知道它是手工织的，这倒没有什么稀奇，过去人们穿的毛衣，机织的很少。不过，手织这件毛衣的那个人有段不幸的故事，是无法从它的外表看得出来的。

它不只是我个人的纪念物，还反映了过去了相当久，许多革命者聚集在延安的那个年代。

我拥有这件毛衣的时间是1944年对我进行审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因为政治面目还没有“查清”，1943年我先是从西北局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那儿集中了好几百个－－也许是上千个同我差不多的人。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大多数人解脱了，但其中还有一二百个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对他们另编了一个“特别班”。我就是送进特别班者之一。这个特别班不在延安南门外行政学院原址，而是搬到桥儿沟鲁艺的后沟。由于附近的机关学校知道在里面的人问题“严重”，就在“特别班”三个字中改了一个字，把它叫做“特务班”，另眼看待。尤其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为了“教育”我们，在我们出出入入时就唱：小汉奸如何如何，大汉奸如何如何，“汪精卫你也是中国人……”，希望我们革心换骨。这个特别班的学员来自延安各机关，原先彼此大都不认识。我只认识其中一位S，他是我“一二·九”时的清华同学，比我低一班，可是年龄比我大，也是民先队员。别看人家看我们问题严重，可是我们在班内过得却很潇洒。那时候对我们审查是背靠背的方式，没有要我们再讲、再写什么。也没有进步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我们实际群众专政。那时的活动主要是搞大生产。一个人免费供应一架纺机，既学会纺毛线，也学会纺棉纱，并且是有偿的。每周还搞些娱乐活动，开晚会、跳交谊舞等。跳交谊舞，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的。

由于比较空闲，我就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在延安时每人每年发一身棉袄棉裤。说是“棉袄棉裤”，其实名不符实，因为其中絮的不是棉花而是羊毛。过了穿棉衣季节，每人又发一身单衣。于是在天热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中的羊毛掏出来扔掉，然后把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那些羊毛质地很差，它从羊身剪下来不作任何处理，就从产地运到被服厂絮到衣服里去，甚至毛上沾的羊粪也不除掉，乃至隔着布都可以闻到羊粪味。前几年我也一直把它扔掉。这一年我却想出主意，不把这些羊毛扔掉，而是跑到沟边小溪流那儿去洗这些羊毛，一遍一遍地洗，洗净然后晒干，把这些毛作为制作毛线的原料。

制作毛线的方法，就是用羊骨头上某个特定的部分作为把毛加捻的工具。这是当地农民采用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上纺线机纺羊毛线这种生产技能我是已经掌握到了的，但上纺机的羊毛必须是干净、弹松了的，在纺前卷成一卷一卷的才行。可是现在我想用来制作毛线的毛却是乱七八糟，只有用羊髓头去“拐”，即把这羊骨作为纺锤，在使之旋转中把毛捻成线，并且不断地把捻成的线缠在羊角上，直到太多不好缠了，才把线缠成球。这种工艺有一些优点，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可以一边开会或一边聊天一边拐毛线，也不发出什么声音干涉其他活动。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对没有见过这东西的人来说，我描述这一大篇，恐怕还是没有明白，有机会我能表演一下就好了。

不知不觉，我这样制作出来的毛线球真不少。我用一块布把它们包起来，有相当大的一包。

在特别班有一个女同志，她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她叫“石瑛”。在延安，人们一般不照相，因此我保存不了她的照片。但是她的模样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实在缺乏描写一个人形象的才能，我只能告诉读者，她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即使在特别班那样的环境下，脸上也一直有笑容，一种看上去带有讥讽意味的笑容。即使是这样，却一点也不使人反感，反而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美。她的年龄不便问本人，别人原先也都不认识她，也说不出来。那时我已经有二十七八岁，我认为的她会比我小好几岁。不过有时我觉得她很年轻，有时又觉得不像我估计的那么小，甚至不比我小。我实在说不好她大概有多大，只觉得她相当老练。她喜欢同同学们交往。她虽然并不很漂亮，但很讨人喜欢，大家都喜欢同她交往，我也这样。不过在特别班，自己知道本人是清白的，也相信别的人大多数是清白的，但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对她，至少我自己也还有某种政治警惕性。大家发现上面我提的S同她交往特别密切，乃至有些同学对这有了一些议论……

就是这个石瑛 ，看到我一个一个线球生产出来了，有一天问我搞这么多的毛线想干什么。我回答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用的，比如说可以把它织成一件毛衣。我看线都已经够了。”没有想到她立即接着说：“我可以给你打。”我当然喜出望外，把我生产出来的那一包毛线球全交给了她。她也就开始打起这件毛衣来。她随身带有打毛衣的针。

虽然她并不成天打，可是她很熟练，没有用多长时间就织成了，而且在衣服上还织出一些图案来。织好一穿，觉得挺合身，并且觉得还很好看。在某些并不很热的天，特别在早晚气温低的时候，我就穿着它。当时拥有毛衣的人并不多，我就成了一个相当富裕的人。我挺为此得意，她也特别高兴，常常望着我笑。我很自豪，因为原料是我自己制作的。我也感谢这位石瑛姑娘，她使我有了这样一件别致的可以用来御寒的衣服。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她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同志。至于怎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怎么来延安的，为什么也被送进这个“特别班”，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些事情（在“特别班”同学之间）是从来不相互询问的。她是朝鲜人这一点，还是有一次她自己说给大家听之后才知道的。不过大家相信S一定知道得要早。

特别班办了几个月也就散了。各自知道自己的问题审查的结果，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开过结束这个“特别班”的晚会，彼此间就没有再来往。这一百多人因都受审查聚集在一起，审查完又都各奔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这位朝鲜姑娘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这件毛衣我却一直带在身边。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步行到张家口，它就在我的马搭子里。从张家口到北平，上飞机时我带的行李中也有它。我们被反动派驱逐送出北平，回到张家口，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延安，马搭子里又有它。以后第二次从延安出来，到晋西北、冀西、冀中、渤海等地土改，一路都没有丢。建国后我定居在北京时，更没有把它处理掉。纪念物的意义就是帮助记忆，看到这件毛衣，我在“特别班”为制作这件毛衣准备原料、石瑛姑娘为我编织毛衣的事就会记起来。

我也想知道她的下落。新中国建立后，S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局长，一次在会议上见到他，我问他石瑛的现状。他说只知道她回了朝鲜，当了师长，别的他也说不上来。

有一次我去吉林，同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起石瑛。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知道关于石瑛不少情况。他说石瑛回国后改用了本国的姓名（他把这个名字告诉了，但我没有记住），受到重用，当了高级干部。50年代在她本国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处境很恶劣，从本国逃到吉林，要求避难。可是我国考虑到两国两党关系，不敢收留，把她又送回去了。以后听说很快就不在人世。外国的、特别是政治组织内部情况，别国的人不可能清楚。但是我想吉林省同志所讲的，他们接触到情节应该是可信的。至于事情为什么，虽然我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但是总觉得她不会有什么问题。几次我想像她一生中最后的那些日子，一定是副可怜巴巴的表情，恐怕不会再有我印象中的笑容。

这件毛衣究竟有谁愿意把它珍藏起来呢？

1995年7月14日





网上往来2002No.001：

网友们：

你们好！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们，请你们先看一下我七年前写的这一篇题为《一件待送博物馆的毛衣》的文章。写了这篇文章以后，这件毛衣就压到我的箱底里了，没有处理。编织这件毛衣的毛线，所用的羊毛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只是洗了一下，没有做化学处理，也没有染色。它应该是虫子最好的饲料，没有想到最近从箱底拿出来一看，一点也没有损坏。不过，我的主意有所改变，我想如果我送给某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如果不是很重视这件毛衣的话，它保存得未必有这七年当中我保存的那样好。因此，我想把它拍卖。谁出了钱，他就感觉到它的珍贵，就会保存得比较好。卖出的价格越高，就会保存得越好。说句老实话，我不在乎拍卖得来的钱，而是关心它所得到的保存的质量。请网友们给我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对拍卖一事完全是外行，不知道找哪个拍卖行好？拍卖行在什么地点，什么电话号码，一点都不知道。这又要请你们给我出主意，提供线索。有一句可能有人知道的嘎话，不好意思讲，反正是求众人帮助就是了。谢谢了！

我的Email是：nan0257@sina.com.



于光远

20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