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走了我的好多个朋友

       我想在“于光远近况”这个栏目里发一个消息：告诉大家最近有好多位我的朋友去世了。朋友走了，我想写追思文章。可是最近走的朋友实在多，在秦川走之前有黄崴、陆平，这是稍早一些2002年的事情。今年1月走得最早的朋友是秦川。秦川是2003年1月22或23日得的脑溢血，在1月30日13：05去世。他走了之后又有郑惠，他去世的时间是2月23日早上。4月21日我出院之后，知道马成德在4月3日去世，活了84岁。是他的妻子林凡（74岁）告诉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我又知道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在4月8日去世了。4月22日上午10时06分李慎之去世，得的是普通的肺炎。今天4月24日凌晨4时，我的秘书胡冀燕的母亲、胡开明的夫人李克林也去世了，她也84岁。只算2003年这3个多月，就有上面六位朋友们去世了。我总想写追思的文章，可是他们这么连袂而去，我真写不过来。因此我想在自己网站的“于光远近况”栏目上，先发一个消息，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写。

下面我想最简单写一点这六位的情况：

1·秦川。他是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抢救”之后、甄别之前，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宣传部临时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他是西北局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建国后我和他又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4年前，他担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1954年担任中宣部宣传处处长、副处长。我先是兼他原先他担任的那个处的工作，后来我转职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1955年1月我们同时改为正处长。他的特点是敢于坚持真理，因此1959年他在中宣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离开中宣部，几年后他继胡绩伟之后担任《人民日报》第一把手，他工作中一直保持这个特点。“大侠”的外号是我起的。他犯病后因为一直昏迷，无法与人交流。我去医院看他，医院没有让我进他的病房。

2·郑惠。他是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后来他长期做党史研究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因肝癌住在北京医院，我去医院探视过几次。有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他曾向邢小群口讲他在接触胡乔木中，了解的一些真实情况。同时还找人帮忙写胡绳的传记。医生认为他太累了，没有让他这样工作下去。以后身体急转直下，写胡乔木这件事，也就没有完成。不过我想会留下一些遗搞。

3·李慎之。1946年我在北平办《解放》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刊，驱逐出北平后，回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李慎之这时在新华社工作，我们都住在延安清凉山，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如果不是他多次讲起看到那年冬天我只穿一条裤衩，在清凉山上用雪擦身，锻炼自己。我都不知道他也在清凉山。我和他熟悉起来是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特别后来他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我了解他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常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他对国内问题也很有看法。他是一个老新闻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他就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的记者席上。他才思敏捷，很会写文章。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我住院前夕在陈鲁直家里，研究106岁的陈翰笙如果去世，我们太平洋学会和太平洋学报如何做好发表追思文章的工作。关于陈翰笙的几个“最”，后来我整理成若干条，就是那天受他的启发。

       我和李慎之有着真诚的友谊。这里所说的真诚的涵义中，包括彼此不掩盖在许多看法上的不同――说到底是哲学观点上的不同。我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正统”。像从1989年以来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的思想，我就完全不能同意。我至今完全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即阐述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人的纲领那一个部分的“最后一言”：“代替存在那些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说“自由发展当然要求发展自由”也就是要求自由化。在这一点上面我和李慎之又很一致。

李慎之才思敏捷，很会写文章。他写的文稿通常都给我看看。我收到之后，通常先看一遍，有时做出初步反应，然后保存着准备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我明白，他所写的东西是值得反复思考的。有一些文章我想同他的其他文章一起看。可是事实上又往往一放就再没有时间去看。时间一长，积累了很厚的一摞。去年准备搬家，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把他给我的那些文稿处理了。这几天我想系统地研究一下他写的东西，手边却没有了，还要想办法去找。

       李慎之生于1923年8月15日，卒于2003年4月22日差两个多月满八十岁。

4·马成德。我和他相识是在1939年，我们都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而且编在一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有十来个人。可是在一起学习的时间不长。同组的人大都记不起来了，马成德是我记住的，而且记得很牢的唯一的人。原因是我们谈得很投机，而且我喜欢他坦率豪爽的性格（同小组我还记得一个人，那是有很特殊的原因使我把他记住了。这个人就是康生培养的1943年抢救运动中的“坦白英雄”张克勤。十多年前甘肃来了一位出版局樊姓的负责同志，见面时我觉得面善。他就自报家门“我就是同你在一个党小组的大名鼎鼎的、臭名远扬的张克勤”）。

可是我们在1939年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分别后，不论他在延安、在营口、在鞍钢、在北京，在他担任冶金部副部长，乃至他去上海担任宝钢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我同他一直没有联系。197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宝山建立钢厂，我对宝钢这个项目是反对的。那时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在大会上对政府提出责问。这时候马成德大概注意到了我。可是到八十年代，政府当局有人主张废除我国同日本的合约时，我又很不赞成。这时候马成德找到了我，讲了同我当时看法相同的意见。这时候日本钢铁同友会邀请我去东京，我就按照我和马成德共同的看法进行了斗争。

我同马成德只有1939年和1979年相隔四十年的两次交往，这两段是值得怀念的经历。

近年来他到我家他找过几次，一次是他家还住在干面胡同离我家很近的地方。一次是告诉我他要搬家了。他同讲了一些自己家里的情况，我也一直有去他家转一转的愿望。可就是没有去。

5·熊映梧。他和我的熟悉是在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他是我倡导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积极分子。1977年7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建议》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十五年前，我曾在好几个场合讲过几次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意见。我请苏星同志记下我讲话的要点。我自己又写了些手稿。它们在文革中散失了。”这几句话是在编写《思维的年轮》时写的。这本《思维的年轮》是把我写的自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长文，做成摘要或简介的书籍。这篇《建议》全文2万2千字，收在好几本书中――包括《论社会科学研究》我的一本文集之中。”在《思维的年轮》中，我还写“现在这个学科有许多人在研究，而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也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

关于熊映梧去世的消息，我是从“生产力学会2003年4月16日出的《会讯》中见到的。熊映梧是我的朋友，今年才74岁，他的去世我是悲痛的。

我想在这里指出，这期《会讯》所写的内容有失实之处。我说的是其中写道：1978年熊映梧“首次提出在当前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应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这“首先提出”四个字给人的印象是，生产力经济学是熊创建的。一门科学的历史本身就是科学，可是这期学会的出版物却任意写“历史”。不过“生产力学会”这么做并不是首例。我退出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的职务后，建议孙尚清担任理事长，我担任名誉理事长。同时这个研究会的年会每次我都参加。就在这时候，孙尚清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就把研究会的名称改为“中国生产力学会”。我也一点都没有注意，因此在孙尚清去世后，研究会的人希望我出面推荐一位同志接任孙尚清的职务，我推荐了张塞同志。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怎么有资格做推荐生产力学会会长这样的事？所以当我明白了事情真相之后，我就宣布不再同这个团体发生关系。现在又发生这期《会讯》的事情。在这期《会讯》中谈到生产力经济学的创建时，一字不提这门学科的创建者于光远。看来“生产力学会”的人们至今都不清楚。因此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我的网上，写这么一段向公众通告一下。

附带说一点。我在提出生产力经济学的时候，是把它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平起平坐的一门理论经济学来看待的，我发起建立的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工作的重点也是研究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如果认为研究会的研究范围最好扩充，提出改变名称，我不会拒绝研究讨论，可是像孙尚清那样偷偷地改，我是不能接受的。

       6·李克林。因为我是胡开明同志的好朋友。她的闺女又是跟我已经工作了二十五年的老秘书，加上我同她也谈得来，她对我和我家一直很热情。不久前，我住院动手术，她还从石家庄打电话到北京问候。她发现有中风前兆的现象几乎与我是同一天，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再犯，可是她犯过多次。4月23日中午她还在电视机前看午间新闻，十几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了。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李慎之要先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