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网站

第七节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

1927年我12岁，进京兆公立第三中学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在西四牌楼的地摊上，看到一本王弼注的《老子》。花几个铜版，买回看了一些之后，觉得差不多的字都认识，文字也不难懂，可是又觉得很深奥，越看越觉得有趣。

我在小学倒是有些自修能力。除数学自修了非常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等几门之外，还似懂非懂地看过几本政治社会的书籍。我记得清楚的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还有《醒狮》派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何海鸣写的……乱七八糟地胡看一通。这些书不是我选择的，家里有什么书――它们都是我父亲青年时代看过的书，我就看什么书。我不管什么主义，也不管难懂，还是容易懂，只要看明白一点我就高兴。正如陶渊明写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以我看书的本领和同学们相比要高不少。我的这段故事，在《青少年于光远》这本书里专门写的一节“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小事”里，交代得很清楚。

关于我在初中一年级学生读老子道德经的故事。在《青少年于光远》这本书里，我也写了不少。

我现在正准备写的这本《于光远学术自述》，可以说是那本《青少年于光远》的续篇。必须申明，当朋友们提出把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说成是我从事学术活动的开始，我尚且只能勉强地接受。十二、三岁的初中生的我，根本说不上“学术”二字。今天我在这里之所以又说起这件事，为的是说明我很早就有比较浓厚的哲学兴趣，说明何以在这个“于光远百科讲座”中第一讲要讲哲学，而不讲别的学科，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对哲学有兴趣，并且到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1936年暑期，我在上海大同大学的老同学程淡志告诉我，他和我可以一起去参加即将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我就很积极地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偶然的。

在《青少年于光远》这本书里，我还写初中时，我交了一个邻校的，年龄比我大三岁，高一个年级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雷天觉，交谈了三年哲学。他喜爱易经，我喜爱老子，他讲他的“乾，元亨利贞……”，我讲我的“道可道，非常道……”一直继续到我初中毕业。

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特别大的兴趣，又保持了几年，读了胡适的那半本、和谢无量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人家这样的讨论，才真正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再以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上面。我进大学物理系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哲学。十七、八世纪在欧洲，自然科学和哲学往往不严格分清楚。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在他的一本书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发表的。

我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兴趣一直延续下去，而在1932－33年更为注意。那时我先后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中华学艺社图书馆和大同大学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书籍。J·J·Thomson的《科学大纲》就是1931年我在东方图书馆看到的。这位电子的发现者、大物理学家竟在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一章“灵学”，这使我既惊讶又气愤，这也是我反对伪科学的开始。在这三个图书馆里，看到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有趣的问题，后来没有见到讨论，如与罗素合写《数学原理》的怀德海就发表过世界是由“事件”（event）构成的说法。Whitehead 所说的作为世界构成元素的event是一个以时间、空间四元坐标中的一个点 point 。而且他把三元空间用一元来表示，并且在这想象的时空二元坐标的图形上，画出以光速运动的event的一条线，因为光速是速度的极限。图形中高于光速的地方就是不可能存在event的地方，不知道Whitehead的这些说法有写什么下文，类似的东西装到我脑袋里不少。

我在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并且选择了广义相对论方面的问题做自己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然界的哲学问题有很大的兴趣的缘故。

直到1935年，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一无所知。1935年，我是先从政治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观点的。而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1936年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两本名著之后。而我之所以能够方便地读到这两部书，那是由于张申府教授的推荐。因此这件事还得感谢申府先生。

《反杜林论》这本书中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中，我最有兴趣是第一部分“哲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我最有兴趣的是列宁讨论“物理学的危机”那一章。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没有使用“自然辩证法”这个词。我读《反杜林论》这本书时，也还不知道恩格斯有非常宝贵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和笔记。但是没有多久，我就知道这件事了。

还应该说一下，我之所以能够那么容易地接受这两部书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又同它对我当时正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有关。在我的网站开设这个“百科讲座”的通告里说，我是勉强地接受从那时起为开始我的学术活动的时间，但是我确实说不出什么时间开始自己的学术活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只有从事革命活动的观念，没有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从客观事实来说，我在延安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组织和主持定期举行的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讨论会这样的事，似乎可以说是从事学术活动了。

前面我讲了没有从事学术活动前我同哲学的接触，现在该写这以后的事情了。

那是1936年暑期的事情，我清华大学毕业，已经答应去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从北平到广州，如果走海路，上海是必由之路。我自己当然也想回老家，看看妈妈、弟妹和朋友。在上海，我遇到大同大学的老同学程淡志，他同上海的党组织有间接的联系。他告诉我，有一个党领导的由学自然科学的人组成的团体马上就要成立，我可以同他一起去参加。我对这样的团体有兴趣，想参加进去看看。不久，程说今天他们就在八仙桥的东方旅馆开成立会，我就和他一起开会。

东方旅馆不是什么大宾馆，会议是在一个不大的房间开的，到会的只有十个人左右。到会的人每人拿出两块钱付房租。

会议是章汉夫主持的。他宣布这个研究会成立，今天参加会的人只是研究会成员的一部分。当时他只说了自己的名字，说自己也是学自然科学的，以后同大家一起活动。他没有说自己的身份，不过大家心里明白，他是代表党组织的，彼此心照不宣。建国后夏衍告诉我，他和章汉夫都是以周扬为首的“文委”的成员。“文委”中还有钱亦石和吴敏二人。那天章汉夫请每个人作自我介绍。我记得那天到会的人，有廖庶谦、钱保功、陈硅如、何封等。章汉夫介绍到会的人时说，艾思奇也是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今天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以后他会经常到会。

章汉夫接着讲成立这个团体的宗旨。说在上海文学家有“左联”，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社联”，唯独自然科学工作者，一直没有团体。他说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组织起来，参加救亡工作。他还说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说艾思奇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苏联果林斯坦写的《自然科学新论》，这本书辛垦书店最近出版了，很容易买到。他讲的这些我都记住了。

散会之后，我和程淡志就到福州路一人买了一本回家。看了一下，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那时恩格斯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手稿，苏联才弄到手，可能正在整理。而果林斯坦就利用苏联到手的恩格斯的某些论述，引进到这本《自然科学新论》里去。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论述是零零碎碎的，我第一次就是在那时在这本《自然科学新论》中看到的。

这个“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会议开的还挺勤。成立会后，到我八月离开上海去广州，我们还在环龙路震旦中学开过两次学习《自然科学新论》的会议，章汉夫没有来。而艾思奇两次都到了，跟大家一起提问题，一起讨论。在东方旅馆参加成立会的人有的到了，有的没有到，还有几张新面孔。

我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会”活动期间，刚成立的新知书店计划出一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写的，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丛书。他们有一个选题计划，我答应书店写其中两本。不过我去广州后，没有写，书店也没有催问，后来也没有看到这套丛书的书出版。

从1936年暑期到1940年，我什么学术活动都没有开展。我以为如果要说“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多少多少年”的话，减去四年也许勉强说得过去。

在岭南大学我只做了一件与哲学有一点关系的事，那就是在我所在的物理系开教师每周一次的例行的学术讨论会，轮到我做报告时，我以“物理学和辩证法”为题讲了一通，气得系主任Dr. Knipp ――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讨论我的报告时，一口气说了一连串好几个Why？对我发出诘难。在这以后，我在广州、北平，太原、武汉和珠江三角洲与粤北所从事的活动同学术可以说是不搭界的。

1940年我兼“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的职务，馆长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中山图书馆的藏书中，有苏联阿杜拉斯基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文本的全集，其中包括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两部书的那一卷。那时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就一边学习德文，恢复自己在大学作为第二外国语的水平；一边开始用恩格斯的德文原著校对吴亮平从英译本翻译成中文的《反杜林论》和直接从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

当我正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从大后方来了一位陈友群同志。他知道我正在翻译《自然辩证法》，就把自己从大后方带来的，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送给了我。一看，觉得这个译本根本不能用：第一他所根据的是苏联里亚扎诺夫整理的书翻译的。里亚扎诺夫本来整理得不好，同时看来杜畏之根本不懂这本书里讲的内容，翻译工作的态度也很马虎。本来我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想出版，看到杜畏之的译本之后倒产生这种要求。

于是我在1940年和1941年陆陆续续地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最重要的部分译出了不少。其中一篇《从猿到人》我还送去《中国青年》发表。那时我考虑到自己毕竟不是翻译家，就请《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们帮忙，找人校对一下。他们找景林同志看了。这样我的译文就在延安的这本杂志上发表了。

我在延安从1939年呆到1945年，有关哲学有五件事，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按照时间次序，第一件事是：1939年，我从粤北韶关去延安，路过桂林。桂林一个朋友送我一个在当时条件下算是比较好的，可以用来记日记的本子。到延安后从1939年 12月起我有了一个念头：在这个本子上专门记今天我看见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聪明话，做了些什么聪明事。并且进一步地去想其中的有什么道理。我把这样的日记叫做“学聪明日记”。我发现天天记这样的日记，自己明显地感到聪明了不少。因此我体会到聪明的确不仅仅是一种天赋，它是可以学、而且是可以学到的。而学聪明的学问，本来就是哲学最初的涵义。哲学不就是“爱智”学吗？

第二件事是1940年，在中山图书馆附近的文化俱乐部举行延安“新哲学年会”，除许多已经来到延安的学者，何思敬、艾思奇、周扬、张仲实、和培元 ……外，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党的几个最高领导人都到了。这时候日本军队在占领广州、武汉、长沙、桂林，进入广西、贵州境内之后，就停止在那里，不再前进。这时候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根据战场上的这种现象，认为抗战进入了毛泽东《论持久战》里讲的相持阶段。张闻天还在延安《新中华报》上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专门论述中国观点的文章。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述这个观点的文章，但是有两篇文章也有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不能认为当时战场上的这种状况，就能够说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只能说当时处于防御阶段与相持阶段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时期。

那次发言的内容是从辩证法的原理来说明何以会有过渡时期。我引用哲学著作中讲量变引起质变时，经常举的“冰”－“水”＝“水蒸气”的例子，接着我就说并非一切事物都如此。我事先没有想好，举什么既容易懂，又能够与从冰到水相应，而不会引起争议的例子，就临时举玻璃为例，说从固体的玻璃到液体的玻璃中间，就有黏糊糊的既不属于固体，也不属于液体的过渡状况。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也想起了科学家中不少人认为不存在固体的玻璃。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作为一个用来说明一般原理的例子，就不那么有力了。

那时我并非知名人士，刚到延安不久。我是何思敬介绍入会的，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新哲学会的活动。而我的这次发言又不指名地同张闻天有不同看法，在我发言时，我注意到人们注视我这张陌生的面孔。

文化俱乐部在文化沟内，沟口有一个“胜利食堂”新开张，会后就到这个食堂会餐。有的人有事先走了，留下两桌人。那时“入席”随便坐，不知道怎么一坐，毛泽东就坐在我旁边的右首。毛泽东问过我的姓名，学什么的之后，他要大家静一下，然后说讲辩证法就要像他（指我）那样多学一点自然科学，这个情景我当然记得非常清楚并且写过一篇《有幸与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

第三件事是，1941年我和何思敬的一次关于西方哲学名词的中文翻译的谈话。

何思敬同志对黑格尔哲学研究很深，并且精通德文。他在日本也住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日本哲学界的情况很熟悉，学问渊博，谈锋很健。他住在文化沟内，离我住的地方很近，他的夫人又特别好客。我经常到他家里与他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一次他主动谈起西方哲学名词的中文翻译的问题。他说在西方哲学中黑格尔的概念名词最完备。他告诉我，马克思没有再创造自己的新的哲学概念名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概念名词已经足够了。他说因为当西方哲学传到日本哲学界时，康德哲学居主导地位，所以日本哲学界在翻译黑格尔的术语时，就把这些术语的本意扭曲了。由于日语这样的术语不用假名而用汉字，中日同文，我们用不着翻译这些术语就搬过来了。

比方 Gegenstand 的本来的意思是对面站着的东西，至于这站在对面的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当然不一样，但站在对面的，无论如何不是什么“象”。所以Gegenstand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可以用，但是翻译成“对象”，严格说来，马克思和黑格尔就都不能用了。

又比方黑格尔用的 Begriff 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从“抓住” 这个动词变成的名词。理性的认识需要用这Begriff这样的东西，才能抓得住。把Begriff 翻译成“概念”，这个意思就不见了。[1]

再比方德文 Sein 在黑格尔哲学里是很重要的范畴――当然不限于黑格尔哲学，甚至不限于用德文写的哲学。在英文中也有 being 。Sein就是“是”。being 也是“是”，都是肯定的意思。哲学书里常把Sein译成“存在”。何思敬主张把Sein译成我们中国文言文中“然”。“然”的意思也就是“是”，而且声音同Sein 相近。

何思敬还进一步主张，把德文的 Dasein（定在；本质）翻译成“所以然”。

第四件事，时间也是在1941年，地点是在中山图书馆，我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我自己主持的“自然辩证法读书会”。

由于没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此所读的书只能用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那一部分。学习方法是我事先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根据恩格斯的德文原著，对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作一番校正；第二件事是拟定每一次会的讨论提纲。

这个会在每周固定的日子举行，不发通知，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半天，按时散会。经常参加的人除研究会的力一等外，还有青干校的邓昭明。徐特立是每会必到，从杜甫川骑马到文化沟，而且积极发言，艾思奇到过不多的几次。有一次想不到朱总司令来了，大概是来看看的，就只到过这一次。

第五件事是发生在与上面所说的那些事相隔四年后的1945年。我从1942年开始，在西北局经历了整风、审干、抢救，然后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秋，分配到新建的延安大学，不再回西北局。此时延大的方针是崭新的，它不再着重训练胜任政治斗争的干部，而是着重培养专业人才，除了把原有的自然科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归并进来外，原行政学院设财经、教育、行政三系，培养这三方面的人才。

毛泽东非常关心延大。他认为，正因为延大改变了过去那种干部学校的方针，对全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更不能放松。于是他把延大校长周扬找去，要延大开一门全校师生都听的大课，讲三大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当前问题。毛泽东对周扬说于光远不是在你那里吗，他就可以讲自然发展史么，他讲，你也听，大家都听。周扬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就把我找去，传达毛泽东和他的这次谈话，要我就做准备，很快开课。他还告诉我，社会发展史由副校长张如心讲，当前问题他自己讲。

这门大课，每周一次，中间虽然因为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有些耽误（我不是七大代表，开七大对我没有影响，而周扬是），我们三个人的讲课任务都完成了。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学术活动，我讲的内容无非是“太阳是个大火球”、“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进化 ”、“从猿到人”等等，全是科普常识而已。但是我还是把它算做一件，把它看作毛泽东在胜利食堂餐桌上那个故事的续篇。

上面我写了好几节我和哲学打交道的故事，哲学的确是我最早喜欢，而且一直关心的学术领域。我在延安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但是我对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哲学，没有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说来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我开始有明晰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却不是对哲学而是对经济学。这就是说，我在产生对经济学有了明晰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之前，没有产生过要要在哲学这个学术领域中，做什么专门的研究的念头。我没有想过要成为哲学方面的专家。我没有想要取得哲学方面的优异成果，有什么发明创造，写出什么著作。如果有了，那也是在我对经济科学有了明晰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之后。

我对经济科学开始有明晰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也很晚。我回想了一下，虽然事情的起源比较早，1941年我到西北局第四局边区问题研究室做了一个时期土地问题的调查之后，对土地问题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想在这个领域产生要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的时间，是已经到了1945年，我快离开延安之前不很久的时候，而见之行动是在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而且我在土地问题上从事学术活动的行动，也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兴趣又转到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那就一直持续下去，使我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关于我在经济科学的学术活动，我将在这个“于光远百科讲座”的第二讲里去讲。在这里我之所以要讲到经济科学的事情，是因为产生明晰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带有超越学科的性质的。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有了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在我本来就有很大兴趣的哲学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可以说极为自然的事情。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译本的事情。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在延安从德文翻译《自然辩证法》的时候，我并没有要出书的想法。到北京后有了。考虑到自己我在延安只翻译了这本书的一部分，要把全书翻译出来还有很大的工作量。而我已经不像在延安时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用于翻译，同时考虑到我毕竟不是一个职业的翻译工作者，对自己的哲学水平也有自知之明。对我自己的译文也不能完全放心。[2]曹葆华是我清华同学，他是新月派的诗人，到延安后转而做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的工作，翻译了好几本书，包括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曹葆华对社会科学虽然不那么懂，但是他翻译时特别认真，而且那时他正担任中宣部编译组组长。此时中央编译局尚未成立，中宣部编译组就是这方面最权威的机构。我就请他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因为我在延安还没有译出，需要补译的部分的分量不轻。考虑到还有索引、附录等工作也要有人做，因此又请谢宁[3]为主，何成钧、龚育之等参加。在全部工作完成前，先选择其中某些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册。1955年2月我们中国第一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

在我和谢宁等合作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时候，我是把这件事当作为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服务工作的来做的。

在建国后五十年代上半期，在我看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就开始我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一个新学科，这个学科的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有待于探索。这时候我已经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从事学术研究的观念，接着从1956年开始就考虑在哲学方面自己要做些什么，从何处着手。于是，这一年的6月，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研究它？》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后来加以增补，由人民出版社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书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同年9月我又写了一篇《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点意见》，我在这两篇文章里虽然没有提出要“探索”什么，而且是用对读者作通俗宣传的口气来写，但在其中我又对哲学从根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从正面来讲，获得正确认识的哲学。同时我在1957年的《学习》杂志上，连续发表《谈谈关于“错误”的一些问题》、《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对错误作具体的分析》、《怎样避免犯错误》，《怎样改正错误》六篇文章。仍旧采取用对读者作通俗宣传的口气来写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章。只有1956年12月在《哲学研究》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那篇题目为《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的文章，完全是学术论文的写法。这篇文章没有写完，我自己说那是半篇文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聘请我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所根据的大概就是这半篇心理学论文。

在第一节中我就写了我最早接触的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产生很大的兴趣。在啃了两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之后，事实上我对哲学最有兴趣的是自然辩证法这个学术领域。第二节我讲自己如何知道还有一本专门论述自然辩证法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第三节写我在延安开始不那么明晰地从事了哲学学术活动，但是自己的视野比较仄狭，基本上限于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在这一节中我用事实指出，在后来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之后，我对从事学术活动的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在哲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也大为开窍，因此我虽然用比较多的时间研究经济科学，它对我的哲学研究所起的促进作用，远比单纯在哲学方面多花些工作时间收效大。这使得我学得的哲学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了紧密的结合。我想这些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节标题上写的学术活动重点转向经济学，不但没有减弱我对哲学原有的很高的积极性，反而促进我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使得我能够从经济生活中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也能够把自己学到的那些哲学运用到经济生活方面去。

1955年开始，我国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原先我们党只考虑制定自然科学方面的规划，没有考虑同时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件事是党中央让周恩来总理来抓的。在他的领导下有一个带决策性的很少开会的规划委员会，还有一个做日常工作的十人小组。在这十人小组中，做实际工作的又只有张劲夫、范长江和我。周恩来总理同我们经常见面。有一天，我们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提出应该同时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的机会，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周总理听了马上说这个意见好，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要我同时抓这个规划的工作。由于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仍旧需要用在制定自然科学规划方面，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我就让中宣部科学处的林涧青，找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来做。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自然辩证法的规划，我考虑到它的情况特殊，需要我亲自过问。我主张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单独制定了一个规划，不同别的哲学学科放在一起。这个规划草案全文发表在以后连续编辑发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创刊号上。这个刊物现在还在办，它最初就是为了制定这个规划办的。所谓“制定”，包括发表草案和大家对草案的意见、发表修正草案等等。为了实施这个规划，我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成立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个研究组是直属研究所的，我自任组长，让龚育之担任副组长。而那时创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成为这个研究组的学术园地。

这时候，我不但把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当作重要的学术活动来看待，而且有了一个远大的计划。在制定这个规划时，我们已经联系和团结了一些新的力量，将来执行规划中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力量还一定会得到较大的发展。

1955年1月开始我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56年4月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关于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要我贯彻百家争鸣精神，开好一个讨论会，解决结束遗传学中米丘林派一家统治的局面。在做这一件事中，我把自己学得的一些哲学知识用上了。米丘林本人是一个工作很有成效的园艺家，同苏联遗传学中米丘林派一家统治的局面完全无关。这种一家统治的局面的造成完全是政治错误地干预科学研究的结果。那时苏联农业科学院有一个名字叫李森科的人，非常霸道。但是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就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李森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窍不通，却把这作为棍子打人。他的谬论发表在苏联出版的书上，译成中文出版。可是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不论在口头还是在书面上，都没有人去批评他的哲学上的错误。比方他批评摩尔根主义时提出“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就莫名其妙。至少要在“偶然性”三个字前面加上“崇拜”这样的字样，在逻辑上才说得通。又比方他批评“基因决定遗传性能”，说这是“唯心主义”。其实基因是物质，批评基因对遗传性起决定作用是机械唯物主义，虽然是错误的，似乎还说得过去，批评这是唯心主义就不沾边了。李森科的这样荒谬言论，苏联哲学家不会看不出来。可是李森科是斯大林的红人，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苏联的哲学家们也就噤若寒蝉不敢说什么了。我们中国的著名生物学学家胡先彇，当时批评苏联支持李森科和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追随苏联是“政治干预科学”，应该说完全恰当的。可是我们就反过来严厉批评胡先彇的“反动言论”。这样做，不但给胡先彇很大的压力，而且在生物学界的影响也很坏。那次我作为中宣部科学处的负责人，当胡先彇的面肯定他是正确的，对他那样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我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并且要我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代表党的科学工作者发言。在发言中我就讲了遗传学讨论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问题。

可是在1958年，我们党开过八大二次会议，掀起“大跃进”之后，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发生某种混乱。在这里我想讲一件自己感到很丢脸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 1958年的8月的一个下午，聂荣臻同志带上张劲夫和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科学技术方面大跃进的情况。当时聂荣臻是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张劲夫和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大游泳池旁边的房间里，也在那里工作。那天他就在那个房间听我们汇报。

按照科学小组的分工，聂总要张劲夫汇报中国科学院系统大跃进的情况，要我汇报各省市自治区科技方面大跃进的情况。

我在中央科学小组，但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小组的工作中，我分工联系个省市自治区。工作中我有一位助手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她住在中南海，就在中南海里办公。由于中央科学小组的工作，大政方针归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归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有关科学工作向党中央的报告，中央办公厅收到后，就转到中央科学小组，交于若木同志。我要她先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由我决定是否编进我们科学小组的一本向中央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科技情况的内部刊物上。聂总带张劲夫和我到中南海游泳池的那一天，我先在于若木的办公室坐了一回，让她把我已经处理过的公文给我翻翻，作为向毛泽东汇报的准备。这时候她还给了我一个刚收到的，她还来不及看的公文。我望了一下，那是山东省委正式给党中央的一个报告。它的内容是某县某公社有一个农民，在大跃进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对这个苹果的把作了某种特别的处理，然后插在也正在生长的一个南瓜里。这个农民对这株南瓜秧特别注意栽培，让这个南瓜长得特别大，而那个把儿插在南瓜里的苹果也长得特别大。山东省委得到喜报之后前往视察，情况果真如此。因此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这时到了我该去游泳池的时间，我就没有多想什么就去聂总那里与张劲夫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聂总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张劲夫接着讲，随后我讲。我讲的比张劲夫短，但也有十来分钟，讲的都是下面报送中央的材料，而且基本上是我们编到内部刊物上的东西。其中一定有浮夸不实的东西，对它们我早就不记得是些什么了。当时我把刚看到的山东省委的那个报告也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我可一直没有忘记。这是一件使我丢脸的事。我怎么能够把它忘记呢！

那天毛泽东听我们汇报没有说一句针对我们汇报的话，而讲了一个钢产量指标的话。张劲夫和我汇报时，他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可是我自己在汇报中讲了那苹果和南瓜的事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一个明显的弄虚作假的事情。南瓜瓤里哪有输送养分的管道？可是我却不加批判地去当传声筒。我是一个在大学里学自然科学的人，我的工作岗位是在共产党内负责科学管理的工作。我的职务又这么高――中央科学小组六个成员之一，那天听我汇报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而我却汇报了那么不像样子的东西！真丢脸！虽然这件事当时没有一个人注意，也不会有人记得，可是我自己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我认为应该讲给别人听，而且讲了许多次。我这么做，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要从这样的丢脸的事当中吸取教训。

通过这件事我得到的教训有两条：第一条我检查我之所以做出这样丢脸的事，是在自己的头脑中，有一个相信党、相信群众的观念。而且在相信党当中，还有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成分。两年前的1956年我在考虑遗传学问题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排除政治对科学的干预。两年后的1958年，我却看着政治干预科学而无动于衷，甚至闹出笑话，使自己丢脸！我认为这是在我的哲学思想上发生了混乱。

通过这次丢脸，我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对什么事都不能轻信。都要动脑筋想一想：事情究竟怎样，自己究竟应该怎样。

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在我们的科学工作中，不能只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不重视保卫科学精神。在发生了这件丢脸事之后，我回到我所在的中宣部科学处，向处内的同志讲了这件事，明确了我们科学处必须坚决保卫科学精神。

写“1958年的教训”这一节时，我还想再讲一下在看待粮食高产上我也发生哲学思想上的混乱。说起来也够丢脸的。大跃进中，在粮食作物方面的浮夸风首先是从小麦开始的。这是因为喊出大跃进口号后，小麦是最早成熟的重要粮食作物。由于人们，尤其是北方人喜爱吃面食，以冬小麦为主的小麦，在我们中国的粮食作物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小麦的亩产量本来不高，1958年大跃进中报道全国出现了许多大面积高产地区，说比方河南的夏邑小麦亩产量就从1957年的107斤增加到1958年的518斤。我信了。河南有个西平县，首先放了一个在一块试验小麦田里亩产7320斤的卫星。我也信了。钱学森（那时他还没有搞“伪生命科学”、“伪人体科学”、“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计算了一下单位面积照射到地面上的太阳能，和我们收获到的农作物中含有的太阳能的比，认为农作物的产量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他的原话我也记不得了）。他的话给毛泽东的大跃进提供“科学根据”。我也认为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我有一个表舅蔡旭，是个小麦专家。他到卫星田去，对所报的产量抱怀疑态度。去的时候还常常带着一把秤。我对他十分不满，说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在这一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一篇题为《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中我用从当时报刊中收集到的许多数字，说明大跃进中全国小麦增产的大好形势。这样做后来明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到此为止，还可以不把这样做说成自己丢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脸。而当我在引用西平在一块试验田里亩产多少斤时，我就认为自己做了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丢脸的事。因为我已经知道报道的这个亩产量是试验田的记录，而我却不去弄清楚、交代清楚，那是在多大面积的土地的试验田上做出的记录，是大于一亩的产量的平均数，还是小于一亩的推算数。我不问这块试验田有多大面积，就去引用，这是不科学的。用小面积土地上的产量推算亩产量，很容易弄虚作假，而且面积越小越容易弄虚作假。如果试验田的土地面积有十方丈，即一亩的六分之一，在这块土地上小麦的产量要有1220斤，亩产才能达到7320斤这个数字。如果试验田土地面积是一方丈，亩产达到这个数字，在这块土地的产量有122斤。看来两种情况似乎一样，其实后者容易得多，容易想出弄虚作假的办法。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7320的数字是骗人的。我虽然至今不知道骗人的具体情况，但是根本不问试验田的面积，就引用7320这个数字这种不科学的做法，的确是件“丢脸事”。

我想在这里再从我在《红旗》发表的那篇文章再改引用一段：

“今年冬小麦丰产伟大成就，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我国许多革命的科学工作者的革命干劲和大胆创造的热情；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满脑袋蛛网尘埃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对此抱着冷谈和不信任的态度，散布各种消极和怀疑的论调，它们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傲慢偏见出发，顽固地不肯承认工人农民的伟大创造。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仍然转过脸去，说：“我们不相信！”

我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大跃进”八股。文中把我的表舅蔡旭不点名地批评了一通。其实事实是他掌握的，“转过脸去”不看事实的是我。

这两件丢脸的事情，性质相同，也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这样的丢脸事我不但不怕、而且觉得应该说出来。永远记在心头。

回过头来我认为，对钱学森关于农作物已经达到的产量和太阳光照射到地面的太阳能总量的比例关系问题，我自己也应该想一下，他做这种计算的科学性如何。

第七节“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

1957年在反右派这个政治运动中，哲学研究所中我们的那个研究组被划出了许多右派。有被划为一般的右派的，还有坚决不低头的硬汉，被划成为“极右”的。整个研究组可以说被一网打尽。而我们办的那个《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也就很自然地停办了。办任何事总要有人去做，现在没有了人，这个刊物也就没有了。

六年之后的1963年12月16日晚，聂荣臻同志到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我们国家第二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时候，毛泽东想起了我们办的那本《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并且说了这一节标题上引号里的那一句话。那一天我跟着聂总去了，插了话，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做了记录并且进行了整理。毛泽东讲这几句话前后的情况，现在我就根据我的记录和我本人的回忆，作一些说明。

那天陪同毛泽东听汇报的，我记得清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周恩来没有到，到的人中似乎还有薄一波。跟着聂荣臻去听毛泽东指示的，除我外，记得清楚的有韩光、范长江、武衡，应该还有张劲夫、张有萱。开会的时候，正是罗荣桓同志去世当天的晚上。人到齐后，毛泽东到会议室，要大家起立默哀。随后有讲了一段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话，刘少奇、罗瑞卿各自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之后，聂荣臻就开始汇报。由于汇报的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规划，毛泽东想起了社会科学，他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数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紧接的就是这一节标题上的那一句话。下面接着的话是“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然后问“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我回答说是“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办的。”

前面我已经写到了第7节，现在我把第一部分准备写的17节的题目在这里在登一下，便于读者衔接。

第一节从事学术活动前我与哲学的接触* 第二节在党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 第三节延安六年中我的哲学活动* 第四节学术活动重点转向经济学反而促进我的哲学思想* 第五节制定和实施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 第六节 1958年的教训* 第七节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好久，现在复刊了。复刊这就好。”* 第八节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谈话第九节文革后重整旗鼓第十节《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第十一节《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第十二节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第十三节 “聪明学”与智愚观第十四节《漫谈竞赛论》一书论“聪明” 第十五节谈谈“哲学小品” 第十六节一个崭新的哲学学派第十七节我早就想写一本《我的哲学思想》

1975年还应该说仍旧在文革中，四人帮还在台上，但是从1975“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个指导无产阶级大革命的“理论”的权威地位不允许侵犯。但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到批邓开始的还有几个月有一点小气候可以适当利用。那时我集中注意力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内同四人帮作斗争。但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工作，我不能完全不顾，从1975年1月起到1978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与龚育之孙小礼合作编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自然辩证法》从第一辑到第五辑，我想尽可能把有关材料收集齐全，为今后我们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大一个更好的资料基础。【】

就是在大跃进年代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发生了某些混乱，对我哲学思想上的成熟也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些年中，我一方面整个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若干思考，做了些扎记，写了些论文形式的笔记，或者说笔记性质的论文，这是向恩格斯学的。后来我整理了一下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在1982年结集出版。

也是由于我从事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使我有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那就是对与“天然的自然物”相对待的“社会的自然物”的系统研究。我瞄准这一个对象，进行哲学研究。我依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有许多年历史的学术团体，初步取得可喜的重要的成果，一个崭新的哲学学派，正在形成中。这个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中特别重视对“社会的自然物”进行研究的哲学学派。

此外我还提倡发展聪明学，普及聪明学，以及运用文学手段写作哲学小品，等等。

写这一节目的，是为了给在百科讲座最先讲哲学说出一个道理。以后有许多事情还会再讲。这里先蜻蜓点水地点到为止。

讲哲学从什么是哲学说起，似乎是理所当然，现在我就这么做。

我查了；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词书――一本是国内出的《辞海》另一本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哲学―― philosophy”这个条目的释文。现在我把它附在这一节的后面，我想在讲完自己的正面想法之后再它们评论几句。

我认为哲学基本上有两个涵义。一个是一种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统一。我并且认为同时是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事物，不止哲学一个。而且也许不少，拙作《我的教育思想》的第一章，所写内容和使用的标题，就是“教育是社会现象和认识现象的统一”。教育如此，哲学何尝不如此。我在那本《我的教育思想》中，就是从教育的这个质的规定性出发，在它作为社会现象和认识现象两个方面来展开对教育进行研究。各种可以说得上既是认识现象又是社会现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比方说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教育不是。再说宗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哲学和宗教是恩格斯讲的四种意识形态中的两种，还有两种是道德和艺术〕但是这两种意识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宗教之为宗教是要求人们信仰它。宗教种意识形态不崇尚理性思考，而崇尚虔诚和膜拜。信仰、膜拜也是人的意识，人的认识。而哲学是崇尚理性崇尚思考的。

这里说的是我对哲学的第一个涵义“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想说的话。

哲学还有另一个涵义，那就是它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对人们的积极实践具有非常重要指导意义的、范围特别宽广的学问。

【上面我写了我和哲学最早接触是中国古代哲学，我最早从事学术活动是在自然辩证法。我想在这第一讲中还要用事实指出在以后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之后，我在哲学方面的学术活动都做了些什么，都有一些什么重要发展。回顾这写的年，我用比较多的时间研究经济科学对我的哲学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一这种情况使得我学得的哲学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了紧密的结合，就是在大跃进年代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发生了某些混乱对我哲学思想上的成熟也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些年中，我一方面整个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若干思考，做了些扎记，写了些论文形式的笔记，或者说笔记性质的论文，这是向恩格斯学的。后来我整理了一下加上其他一些文章讲话在1982年结集出版。

我写《于光远学术自述》的做法是按我和哪个大学科接触的先后排次序。我考虑这样做可以减少不少困难，也可以避免写成开流水账，可以在书里和读者多讨论些学术问题。时间的次序是要考虑的，既然书名上有自述这样的字样，而且我把这本书看作我的自传系列中的一本，所以在这百科讲座的第一讲的第一节讲哲学是我最早接触的学科，并且从我小时候说起。

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研究，这是哲学学这个学科的任务。而对历史上包括古代（远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历史上所有的哲学著述、哲学家进行研究，求得准确深刻的认识是哲学史学的任务。

哲学、哲学学和哲学史学这些学问，当然有紧密地联系，而且彼此交叉，但三者终究不是一回事。

先讲一点哲学和哲学史学的关系。任何哲学都历史上的哲学的延续，世上没有凭空发生的哲学观点。你可以从事创造，小至说出别人还没有说过的富有哲理的机智的语言，大至建立自己的

这种延续，你本人可以不觉察，但是事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由

于你无知、由于你孤陋寡闻，你可以由于以为是自己的“发明”

而沾沾自喜，其实这早就别人早发明过了的东西，哲学史的专家

应该说，没有对哲学史无知的哲学家，然而可以有不是哲学史专家的哲学家。反过来说，也可能会有对哲学历史掌握有丰富

资料的哲学史专家，但是他本人没有自己的明确系统坚定的哲学

他没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没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成果，算不了哲学家。

讲到哲学学。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哲学学的对象是研究哲学的本质和他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它和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如何受社会的影响又能对社会产生作用。

对什么是哲学？恩格斯讲四种意识形态；在宗教、道德、艺术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哲学。哲学以真理自命，而意识形态是因人而异的。故曰“自命”。真理在这里只是哲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态”，它不等于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是建立在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的认识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同时有是崇尚科学精神。坚持科学态度、讲求科学方法的一种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研究自然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概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认识研究成果、同时反过来又对自然、社会和认识现象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我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形成后的一百多年中是不断前进的，虽然有不少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到它的真正的精神实质，甚至为了政治目的肆意歪曲。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比历史上任何哲学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在关于在我的网站开设这百科讲座的通告里说，我是勉强地接受从那时起开始我的学术活动的时间，但是我确实说什么时间开始自己的学术活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只有从事革命活动的观念，没有从事学术活动的观念。从客观事实来说，我在延安着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组织和主持经常定期举行的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讨论会这样的事，似乎可以说是从事学术活动了。

有明晰的从事哲学方面的学术活动的观念的时间恐怕很晚。我在延安从德文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译出来了。其中一篇《从辕到人》还送去《中国青年》发表。但那时我并没有出书的想法，到北京后先用我一个作者的名义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几个分册。我考虑到自己毕竟不是翻译家就请曹葆华校订全书还没有译出部分请谢宁何成钧龚育之完成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谢宁等合作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时候我把这件事当作学术工作做了。这是1954年的事情。

〖〗1956年我国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原先我们党只考虑制定自然科学方面的规划。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件事是党中央交给周恩来负责的，我参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十人小组，是我向周总理提出同时也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周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要我抓这个工作。我考虑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的特殊地位单独制定了一个规划，全文发表在以后连续编辑发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这个刊物现在还在办，它是为了执行这个规划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而成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主办的。这个研究组是直属研究所，我自任组长，让龚育之担任副组长。这时候我不但把自然辩证法的工作当作重要的学术活动来看待，而且有了一个远大的计划。

“哲学源出希腊语 philosophia 一级'爱智慧”。……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

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话的灵魂。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流派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同这一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有积极性。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和绝对化，使它脱离客观实际。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是对人处理和驾驭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进行的反思和总结、概括。它的形态在历史上是发展的。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中世纪的欧洲，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17－18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英法等国蓬勃发展，到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中，相继出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再查《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 philosophy 这个条目，它的释文是：. 1.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esp the nature and meaning of existence. 哲学，学问的研究（尤指对存在之性质及意义所做之探讨）。moral ~,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actions and behavior of men; ethics. 伦理学。natural ~, (old use) physics. （旧用法）物理学。2. system of thought resulting form such a search for knowledge:（由此研究所得之）思想体系；原理；原则；人生观：conflicting philosophizes; 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A man without a ~, with no views upon the problems of life. 没有人生观的人。3. calm, quiet attitude towards life, even in the face of unhappiness, danger, difficulty, etc. 达观；冷静；沉着。Philosophical: 1. of, devoted to , guided by, ~ 哲学的；专心于哲学的；以哲理为准则。2. resigned; of or like a philosopher (2)忍从的；逆来顺受的；豁达的。Philosophically: adv. Philosophize: vi. Think or argue like a philosopher; discuss, speculate about, a theory in ~ 像哲学家那样思考或辩论；讨论哲理；默想哲理。

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我创

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聪明学，学聪明·认识论·世界观·人生观·

请我去讲学，讲几次，把讲话录音整理出来，送个软盘给我，我

再在电脑上改，我想这就会方便得多。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1]有人可能说，对象不一定是从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翻译过来的。不过这个词的确不是我们中国本来就有的词。我们在《辞源》中是查不到“对象”这个词的。“对象”这个哲学名词，直接来自日本的说法，我认为可信。我认为即使说“对象”一词是从英文中的 object翻译过来的也不对。德文中的 gegen 和英文中的 ob 两个词头倒都有“对着”的意思。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对着”的是“东西”还是“象”。我觉得 Gegenstand 与 object 很接近，都是受动的东西，只是前者是站着，而后者并不一定站着，反正也是作为靶子等着就是了。至于“概念”一词，是从英文中的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