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篇的话    牧惠同志向我转达在成都出版发行的《新经济时报》编辑部的要求，希望我给他们写稿。牧惠是我的好友，对他转达的要求，我的反应是积极的。不久就收到了约稿信，并寄来了好几个参考选题。接着黄小军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发表我写的文章时的作法是，他们在自己可能做到的范围内，使我写的材料和见解能够最大限度引起读者的注意。这的确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本来就有写若干篇关于中国西部大开发系列文章的计划。在电话中沟通的思想，真是一拍即合，立即达成协议。这已经是快三个月前的事情了。    在三个月中，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可是也一直没有开始。原因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到外地走了三趟，加上别的工作很忙，脑子转不到这个题目上来。有这样一种考虑：我既然宣告在《新经济时报》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就不允许随随便便登一期，停一期。因此至少第一次要交一个月的稿子给编辑部，这样大家才比较放心。现在我可以做到了。我这个"开篇"也可以同读者见面了。    关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口号，1999年已经提出来了。有一阵子许多报刊已经把它作为报道的重点。学术界也开始召开会议，举行讨论。1999年11月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在成都举行的第四次"知识经济论坛"，会上就讨论到了这个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问题。我在这个会议上发言说，现在一提到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很多人就只去想以后国家会给西部很多投资，别的想的很少。我认为在投资的事情上，国家是一定会向西部倾斜的，但是西部开发主要还是要靠西部地区自力更生，同时西部一定要注意争取东部的支持，实行东西互补。西部发展，西部应该主动、积极地寻找机会，不要坐等，不要以为国家有了西部大开发的方针"天上就会掉下馅儿饼来"。我还说西部开发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应急功近利，尤其一定不能因为急于上去，说一些不利于东部和西部团结、有损安定的话。在前几年，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个口号还没有提出来之前，有一次我去贵州开会，会上听说有一个搞经济问题研究的青年，他不强调贵州人民踏踏实实地进行建设，而是说了为贵州鸣不平的空话。当时贵州有些人对这种论调还颇为欣赏。我实在忍不住了，在贵州的会议上讲话对这种议论进行了批评。我1999年在成都也讲了这样的观点，《成都晚报》和《华西都市报》报道了我对开发大西部的这些看法。    2000年世界进入21世纪后，在我们中国发生的大好事之一，是国务院朱总理3月17日在全国人大九届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把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这个报告得到全国大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我认为在这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国家采取这个步骤，的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于是我根据自己平时的认识，着手去写《对西部大开发，先写这样一篇》。采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是因为那时我想写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这是第一篇。可是后来因为忙，连这第一篇都未能写出来。这一回我又着手再来写中国西部大开发，我认为写出这个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系列是有保证的。 下一篇：（二）中国可以分做东西两半个 附：中国西部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