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些年来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都有过一些怎样的想法说一说。

    从１９５６年起，我一直在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写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式的专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之所以成为政治经学家讨论的对象，是因为它不只是某个作者与某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著作篇章如何安排的问题。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用不着讨论，由著者自己去考虑就可以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作为一个科学问题，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个规律性的展示，有一定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客观的。至于采取怎样的方法，按照怎样的章节安排，只要能够反映出这样的逻辑就可以了。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涉及的范围很宽，它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任务是分不开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开始遇到的就是这个对象和任务的问题。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孙冶方同志发生了争论 。孙冶方同志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条红线是劳动消耗与经济效果间的关系，我就不同意这个意见。我主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统一，而把经济效果的研究作为另一门经济科学——技术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在思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时，有一个现成的体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１９５４年初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这部《教科书》在我国的影响很大。我国自编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把苏联这部《教科书》的体系作为体系的。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只是枝节上的，或者次要的地方。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是混乱的，极其肤浅的，因此我国学者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时，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不满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一点上却是几乎一致的。

    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资本论》一比，人们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更不满意。《资本论》的逻辑如此严密，如此完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本没有法子可以和它比较。《资本论》三大卷，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也符合生产运动的一般规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我也考虑基本上沿着《资本论》的顺序展开。在这一点上，我和孙冶方同志倒是很投机的。

    在五六十年代我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方面是我主动想做的事，一方面还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虽然我想在科学上彻底一些，但是我又有一个不能矿日持久，需要早一点拿出来的问题。所以有好几年我把要写的书名不叫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叫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比斯大林那本名著少了“苏联”两个字，意思是想更注意研究一些一般性的问题。由于书名这样定，对体系问题的要求就不那样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