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写的论文和演讲稿，曾经出版过几种文集：有关于探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的；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有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有关于国土经济学和农业经济问题的；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中经济效果的；等等。现在编成的文集和那几本不同，它不是按照某个专门领域而是按照年份把未编入别的文集的文章汇编成册。这样，就内容来说，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除经济方却问题外，还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科学、文化、青年、妇女等方面。在《论社会科学研究》那本文集中，内容也比较广泛，但是它有一个专门的范围，就是仅限于学术研究，而这本文集则不是那样。就形式来说，这本文集也比较多样，除了论文和演讲外，还有信件、回忆、札记、短文等等。就文字来说，有长有短，只是我愿意以短为主，力求减少长文，对有些讲演作了摘要或者只编入其中的一段或几段，但也有几篇超过万字的篇幅。

    本来我并没有编这样一本文集的想法。１９８１年我去湖南开一个学术会议时，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热情地希望我给他们一本书稿。那时我手边没有合适的稿子，于是想起可以编这样的文集。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的九年中，我被撤去了原先分配给我的有关党和政府科学管理工作的一切职务，也被剥夺了我原先从事的哲学、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著述的一切权利。但是这九年的经历却使我懂得许多原先不懂得或不大懂得的道理。在１９７５年重新工作之后，由于所在工作单位的特殊地位，又使我受到了一次不寻常的锻炼。我感觉到，这十一年的时间没有白过，它使我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有了提高。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我也积极参加了一段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的工作毕竟太少了。尤其在我长期从事的科学工作（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内，整整十年没有做什么工作。于是从１９７７年起，我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前那样的工作方式，做组织科学活动的工作，又开始作讲演和写文章。如果把这几年写的东西，按照年份的次序编一本书出来，对我自己来说，可以把我这几年的思考与实践留下个记录，并且可以听到一些同志对我各方面工作、各种思想的评论和指正；对于想了解这个时期科学界、思想界以至其他方面的历史事实的人，也可能会有一点用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愿意出版这样一本文集，于是搜集和整理稿件的工作就开始进行了。

    时间又过了两年。编好这样一本文集的时候已是１９８３年的仲夏了。因此它也就包括七个年份中写的东西。收入的文章最早的是在１９７７年写的几篇。其中除了我读叶剑英同志《攻关》的诗后写的感想和另一个短篇外，收进了关于当年三次按劳分配讨论会上我的讲话和在黑龙江的一次讲演中一段关于“唯生产力”问题的摘要。组织理论界的同志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是我在１９７７年活动的中心。为了说明按劳分配问题科学讨论会的发起和几次会议的经过，我为这本文集写了个附记。有了这个附记，在这里也就用不着再写什么了。这个讨论会，包括一次专门讨论农业生产中贯彻按劳分配的会，一共开了五次，后两次是在１９７８年开的，因此我从这两次会议的发言中选摘了若干个片断，收在１９７８年的那个部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