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湖南出版社出了我一本《思维的年轮（１９７７—１９９５）》。现在这本书，在时间的跨度上同那一本完全相同。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始编的，只是各有所分工。前一本书采取编年的方法，把十八年中表现在文章或讲话记录中本人最主要的思想行动，用简介、摘要的形式编在一起（只有本来就是很短的文字收入了全文）。目的是向读者介绍这十八年中自己主要活动的一个轮廓。《思维的年轮》这个题目和它的内容是很贴切的。现在这本书则是从同一个时期写的随笔散论中挑选出一部分来编在一起的。它们当然也反映出我的思想和行动。但是选择的标准是它们有没有比较大的“可读性”。编排也就不采取编年的方法，而是大体上分成若干类。而且在这本书中收入的都是全文，当然，收入的仍限于很短的文章。
我这十八年写的文章真不算少。１９８６年朋友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我从事学术工作五十年的活动。那时人民出版社印了一本相当厚的《于光远著作目录》。十年过去了，我又写了不少。但是一本书的内容时间跨度这么长的，只有《思维的年轮》和这一本。还有一部多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从第一卷到第六卷，收入的文章是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９４年的三十九年，它的时间跨度更长。但其中全都是科学论文，而且限于抽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它的篇幅很大，将近三百万字。它同这两本书的情况很不一样。别的专著和文集就只收入比较短的时期的作品了。因此我把这两部书视作这十八年本人思考与实践活动的一个结集。对自己研究本人这十八年的思想进程来说，这两本书可以使我获得了很大的方便。对别人来说，也提供了研究我的一些资料。不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本并不那么完全，近年来出版了我一本超短文集《碎思集》，还有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现在正在编第二本散文集《窗外的石榴花》和其他文集。为了避免重复，有不少从体裁和内容来说本来应该选入的文章只好放弃。
希望读者们能喜欢这本书中若干篇文章。我并不奢望多数文章被喜欢。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各人的口味不同。而且收入此书的文章，它的内容和文字有比较好一些的和差一些的。因此只要有若干篇受欢迎，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本书的书名我一直想不好。为一本书起一个好书名不容易。为这本书起书名，似乎更不容易。一个好书名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同时我也明白写文章是创作，起一个好书名也应该视作创作。我没有这个本事。
不久前，我与作家协会的郑仲宾同志谈起这本书的书名的事。他说，他很喜欢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送严士元》中的两句诗：“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我这本书收入的都是些小文章，不知“闲花”“细雨”这样的词是否用得上。我找出《唐诗鉴赏词典》翻了一下，觉得它用一连串“景语”来叙事抒情，诗意甚浓。诗的原意是写作者和严士元相见又别离的复杂的友情，与我写的这些随笔散论似乎无关。可是我从中得到一种启发。我在写收入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时，都希望它们能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对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也看到它们的作用甚小，犹如“看不见”的“细雨”，“听无声”的“闲花”。为此我也曾有过一些不满足的情绪。但转念一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决定社会的发展，而整个政治与法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毕竟有限，何况只是一些文章？况且世界历史的发展，虽然有时如狂风骤雨，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的时候，社会不也是在“看不见”“听无声
”中，排除种种阻碍，顽强、坚定地前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