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同志要我编一本书给他主编的《书友文丛》,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把自己写的有关朋友们的文章收集起来,看看能否拿得出手。
这套《书友文丛》已经出了五本。我收到两本。其中一本是沈宁编的她父亲夏衍的文集《风雨故人情》。夏公是我的长辈,他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七十多年,担任过许许多多重要的职务,作出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贡献。他的故人大都是我国政治界、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读夏公的这本文集,既可以看到夏公本人的思想感情,看到他的人格、性格、风格,看到他和朋友间的情谊,也可以看到有关当代中国许许多多人物的事迹,因此这本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看了夏公的这本文集后,心想如果也编出类似的一本,根本无法同夏公的书相比,因此刚刚形成的念头,又动摇了,想打退堂鼓。不过转过来又想,我根本不应该和他比。现在又有多少人可以和夏公去相比呢?我的东西只要出版社还愿意出,有些人愿意看,不妨拿出去给人看看。这么一想,我又胆大了起来,把能否拿出去的问题交由倪墨炎去考虑吧!
沈宁在那本《风雨故人情》的后记里写道:“爸爸的朋友很多,他自己说过,和他来往过的、打过交道的人,可能超过一千。他说,他交友极广,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有。他经历丰富,工作时间长,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多,完全是可能的……。”我认为一千这个数目不算太大,也许我也会有,现在保存着的名片,有满满一个号码箱,外加六、七个大盒子。这些都是这几年人家给我的,数量估计会有好几千,其中有几分之几算得上朋友,难说,同时又有不少新交是没有名片的。我的旧交也不少,当然我都不会有他们的名片。沈宁说夏公写朋友的文章不多,我写的也不多。它们都是在某种情况下写的,几乎没有主动有意去写这类文章。不过这次我把这类文章集中起来看了一下,倒产生了一个念头,有不少朋友似乎应该写一写。韦君宜最近赠我一本《我对年轻人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老了,虽然脑筋还不糊涂,但是,两次脑溢血、两次脑血栓,已经把我搞成了废人,以至于不再可能随心所欲地写下心之所思。躺在病榻上,我的同时代人的面影常在眼前晃动,使自己觉得实在应该把他们算不上伟大,但也非平庸的色彩斑驳的一生摆给年轻人看看。”现在我也有同样的思想。不过要去写一时抽不出时间,先编出一个集子也好。
当然我要写的朋友只能是真正的朋友,我对他不喜欢、不够做朋友的人我不写,我不够格做他的朋友的人也不写,也不编入这个文集,以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诮。其中有一些人是当代中国的大人物,有些还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有许多教诲,也有一些可以写一写的事情。这样的文章多年来倒写过不少篇,这次决定不把它们收入这本集子。我想也许另外编一本更合适些。“大人物”中有的人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同我也差不多,应该编入这本书。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不如同写其他领导人的文章编在一篇更加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