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正在北京。我是在产科医院生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的诞生那样“现代化” 。以后所有弟妹全都是在家里出生的。我４个月时母亲带我到北京，家住王府井南口霞公府（现名霞光街）。家里雇了一个老妈子姓李。李妈常抱我在长安街皇城前面树下游耍。那片树林在我的记忆中模模糊糊地留下来了。１９１８年父亲调去河南巩县兵工厂当会机科长。不久，一次他从马上摔下来受惊得了精神病，离职回上海治疗和休养。我母亲就带我回到上海。进家在客厅里我感到很暗，同北京皇城前面 那片树林不能相比。妈妈告诉我那时我就用北京话大喊大叫“我不要这个黑屋子！”。我叫喊的事我自 己没有记忆，但对客厅里的黑暗却留有印象。
    回上海后，１９１８年母亲把我送进了清心幼儿园。它是教会办的。幼儿园里的那些小桌子 、小凳子那就记得更清楚了。孩子们吃饭是各家用提盒送来的。在幼儿园我闯了一次祸：孩子们正吃饭的时候我钻到桌子底下，然后站起来把小朋友们的饭都弄翻在地。我害怕了，躲到楼梯下的储藏室。找不到我大家 很着急。我在躲藏的地方听到外面人家都说了那些为我担心的话，感到自己很重要。这件事是我有了明 确的自我意识的第一个回忆。最后被他们找到了，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说，而是安慰了我。
大概还是在１９１８年，外婆家要从常州搬到苏州去，搬家前妈妈带我到戚墅堰住了几天。在外婆家的院 子里透过篱笆可以看到火车。每天看到火车从家旁边跑过很有兴趣。回上海后第二年，外婆搬到了苏州， 我又去了外婆的新居。这时候大概到了１９１９年。我在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外祖父、外祖母看到那儿 家中没有小孩子同我玩，就送我进了苏州南壕街一所义务小学（就是不收学费的穷人上的学校）。我算是 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其实并没有在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我很小，在那里带有玩的性质。在那里除了记得 一个同学姓潘之外，别的什么都记不得。
    从苏州回上海，随我的一个堂姐进了爱群女子小学。全班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男孩。经常受到同学们——当然是那些女孩子的取笑。在苏州义务小学我还同一个姓潘的同学玩在一起，在爱群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那些女同学不同我一起玩，我也不喜欢同她们一起玩。
    在爱群呆了半年，我怎么也不愿意继续在这个学校了，于是就转到了离家不远的小西门内尚文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有名的龙门师范）附小，还是一年级学生。
进二师附小后不久我得了一场病。什么病我记不得，只知道相当严重，病的时间不短。病好之后就没法 跟班学习了。于是在后门对过姓徐的中医那里进私塾。学的是《孟子》。我生病时就吃这个姓徐的汤药， 药很苦。上学时，他成天板着面孔，又打过我的手心。这是我一生中最怕最不喜欢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