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文章选

　１９３５年暑假后我在北平清华大学开始读最后一个学年。这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运动。我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革命青年，还不是党员。关于党是怎么发动和领导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情节我完全不知道，以后也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没有去向当时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或者接近党领导的同志讨教，没有去查阅当时的报纸刊物和内部档案（甚至连有些什么档案也不知道）。在我的朋友中有写过“一二· 九”运动历史的，如已经过世的杨述。我从来没有写史书的意向。我对党如何领导这场运动的了解只是靠那时和后来同志讲的零零碎碎的片断，因此没有资格去讲“一二· 九”运动的全过程。但我毕竟是亲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人，在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受到过教育。经过这个运动，我提高了觉悟，本人的人生道路更明确、更坚定，逐步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推进社会进步事业的革命者，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因此我还是应该对“一二·九”运动进行一番回忆的。在以往的那些年中，关于“一二·九”，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演讲的次数就更多了。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我做过多次演讲。比如１９３９年初在粤北翁源周陂中学和１９４６年在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我就对同学们做过关于“一二·九”的演讲，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两次。一位听过我演讲的人，前些年还对我讲起那次演讲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建国后，我给青年们做这方面的演讲就更多了，几乎每逢“一二·九”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总有人要我去演讲——当然在文革中的那几年和最近几年是例外。此外我还在许多次座谈会上发言。但是我始终没有系统地写过“一二·九”中我接触到的事情，讲讲自己在运动中的感受和进步。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６０周年，我想趁这个机会写一篇，讲讲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想写得细一些。我也只能写这样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对它有兴趣。

１．１　第一件“革命工作”

为了讲清楚参加“一二·九”时自己的思想基础，我想从１９３５年夏天我满２０岁时写起。那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革命觉悟，而且觉悟到自己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对那一段认识提高的过程，我在《２０岁以前》那本书里做过一番介绍（这本书已由大象出版社〈原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不在这里讲了。总之，那时候我觉悟到干革命不能仅仅提高自己的认识，还必须采取革命行动。但当时直接间接我都没有同党组织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同其他政治组织有任何联系，于是我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原来在上海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加上他联系到的几个朋友）自发地干起革命来了。这时我们从事的那些活动究竟算不算“革命工作”，我也不那么清楚。在填登记表中“何时参加革命”这一栏时，有时我填１９３５年７月，有时我填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就是吃不准从事这种自发的革命活动算不算“参加革命”。早半年晚半年本来是无所谓的事情，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弄清楚我们平常所讲的“参加革命工作”的准确概念究竟是什么。由于对这一点我至今没有弄清楚，所以我在讲自己从事的第一件“革命工作”时，有意加上一个引号。

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１９３５年暑假我在清华学习了一年之后回到上海。在未回上海前，我与程淡志在“北京—上海”的两地通信中，早已计划好要在暑期中做一点“革命工作”。在暑假前两三个月，程淡志写信告诉我，他同育才中学的几个校友（程本人就是这个中学毕业的）商量办一个刊物《育友》，他们利用校友会的这个小小的刊物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要我写点东西给他们。我也写过一两篇，题目记不得了。当然用的是假名字，因为我不是育才校友。在信中程讲，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只有育才的校友们看，工人是看不到的，而且也看不懂，主张暑假中我回上海利用这个闲暇，设法直接到工人中去工作。我一回上海，就和程决定办一个工人识字夜校，招收工人，一边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边宣传革命道理。暑假时间很短，一做出决定，我们就立刻行动。我和程编写识字课本，参加《育友》的程的两个朋友去租房子，向学校去借暑期内不用的桌椅板凳和黑板。我们几个人又凑了些钱在静安寺附近，今天的华山路上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间厢房。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仅用四五天，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租到的那间房子不算小，可以摆下３４张椅子和一张桌子，再上街买了一百多本写字的白纸本，一百多支铅笔，自己刻钢板把课本印出来，在“学校”附近街上贴上十来张招生海报，定下报到和开学的时间，这所工人识字夜校就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