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体系

    中国农学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止了活动，今天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又正式开始恢复活动。北京许多农学家聚集在民族饭店商量恢复后农学会如何开展工作。这是一件我国农业事业发展中的大事。所以我今天赶来参加你们恢复活动的会，一方面表示祝贺，一方面也想说一点长期积在心头想讲一讲的想法。
    今天我不想再讲“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了。这个问题三个月来大家已经讲得很多。 大家在对他们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大家也都觉得光批判“四人帮”，我国的农业问题仍旧不能得到解决，还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要提出来加以解决。

    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在党中央机关做科学方面的工作。那时我在中宣部科学处，并在中央科学小组工作。后来又到了国家科委。在我的工作中接触农业科学的事不少。在工作中有不少感想，其中有一点便是深深感到我们政府中有一些负责领导农业工作的同志对农业科学是不够重视的。说也奇怪，我们的农业部本来应该是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的，实际上却一直不是那个样子。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农业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有许许多多农业生产的经验，我们的干部也长期在农村，对农业生产也有丰富的 经验和意见，而农学家很多的是脱离实际的，他们的工作并不特别值得重视。所以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农学家的积极性也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对这种情况，当时农学家们的意见很大。一九六二年丁颖院长对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发了一通牢骚。我们把他的意见登在当时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还有沈其益同志对植物保护的意见也在《宣教动态》上登出来了。毛主席看了这些材料，在北戴河找了农业部的同志很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接着在北戴河开中央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上，专门写了一条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文字。在这之后，农业 科学研究也稍微热闹了一阵。这是在座的同志都知道的。但是关于重视农业科学工作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不重视农业科学的那些想法，并没有从根子上受到批判。因此这种思想在以后，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后又发展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厉害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被称之为臭老九，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那几年你们有话当然没有地方可以说。我也是那样。我和大家一样都看不到文件，也不让我参加什么会议。但是那几年农业生产搞得不好的情形，因为在农村劳动是可以看得到的。报上年年说连续第几年第几年丰收，科学种田的口号喊得似乎也不低，可是在农村中却都看不到这些。那几年农业科学工作完全瓦解了，农科院被拆散， 院校纷纷搬家。北京农业大学搬到柳拐子病很严重的陕甘宁边区甘泉“烧山”里面。新的农业科研成果虽然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可是实在太少太少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没有地方说。所以在一九七五年我恢复了工作，我就积极主张要把建立和健全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体系作为发展我国农 业的一条重要方针。这样的意见虽然没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文件里虽然有这样意思 的文字，仍是一句空话。